性爱降级
眼下世风日宽，约炮app日盛，美国缘何却陷入了性萧条？
题图：Mendelsund/ Munday
作者 | 凯特·朱利安（Kate Julian）
翻译 | 华思睿，杨刁刁，张拓木
校对 |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授权翻译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转载请征得同意
The Atlantic December 2018 cover story: “Why Are Young People Having So Little Sex?” By Kate Julian
《大西洋月刊》2018年12月封面文章
原文网络版标题意为：“年轻人性生活为什么这样少？”
印刷版标题为：“The Sex Recession” （“性萧条”）
英文版链接：https://bit.ly/2C3qN7O
当下本该是性的黄金时代。
美国人中认为单身人士的非婚性行为无可厚非的比例空前的高；新增艾滋病例又空前的低。大部分女性终于可以免费获得避孕措施；紧急避孕药无需处方就能拿到。
如果你喜欢约炮，Grindr和Tinder让你在一个小时内就能获得性生活。“只有想不到的梗，没有拍不出的小黄片”之前只是网上的笑话，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走进本地的电影院，就能看到性虐素材的作品。不去电影院呢？黄金时段电视里也有性内容，其直白多于温情。文爱（sexting）从统计学意义上更是家常便饭。
“多元之爱”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性变态”之类耻辱性的词汇让位给更温和的“床上小癖好”。肛交从禁忌变成了“第五垒”；《少年时尚》（对，就是青少年版的《时尚》杂志）甚至有一篇肛交指南。除了近亲、兽交，以及所有非自愿性行为，我们的文化从来没有对性关系的多样性如此宽容。
尽管如此，美国青少年的性生活却越来越少。
让许多父母、老师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宗教界人士松了一口气的是，年轻人开始性生活越来越晚。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发现，从1991年到2017年，有过插入式性交的高中生总体比例从54%掉到了40%。换句话说，不过才一代人之隔，高中生性经历就从大多数人都有过变成了大多数人都没有过（比例降低并不是因为他们用口交代替——这个比例没有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掉到了当代峰值的三分之一。这个趋势在九十年代开始冒头的时候理所应当地广受欢迎。但现在一些观察家开始怀疑它追根究底是不是100%的好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青少年性行为的推迟可能是更广泛意义上对身体亲密关系持退避态度的第一个迹象，并且这种退避会一直延续到成年期。
在过去的几年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珍·特温格（Jean M. Twenge）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探讨美国人性生活的消减及原因。她在一系列期刊文章和她的最新著作《iGen》中指出，按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如今年轻人的性伴侣会比前两代人少。现在20岁出头的人与X世代人（译者注：通常指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出生的人）同年龄时相比，完全没有性生活的比例高了1.5倍。 15％的受访者表示自成年以来一直没有性行为。
当今从50后到80后的这些人与同一年龄时的前几代人相比，性生活也可能更少。从90年代后期到2014年，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特温格发现成年人从平均一年62次性生活降至54次。就个人而言这个减少也许无足轻重，但从全国范围内\这可是很大一笔没有被打出去的炮。 特温格也查了2016年最新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告诉我在她报告发表后的两年内，性生活频率还在进一步下降。
一些社会科学家对特温格有些分析提出了质疑；也有人说她的数据来源虽然很有公信力，却并不是做性研究的理想途径。然而对于2018年代年轻人平均性生活比过去几十年的同龄人少这件事，我采访过的所有专家中没有一位真正提出过质疑。也没有人怀疑这种现实与公众的直觉有很大落差；大多数人仍旧认为其他人总是有很多性生活，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在与研究爱和性的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电话交谈时，我几乎能透过听筒感觉到她的频频点头。她参与指导了Match.com的年度美国单身人口调查，参与者超过5000人。 “数据表明人们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 她打趣说，“我属于婴儿潮一代，看来我们这一代比他们现在多上了好多次！” 她接着解释说，这项探究人们生活私密细节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八年。 “每年整个Match.com公司对美国人性生活的贫瘠——这包括千禧一代——都非常惊讶。”
与许多其他专家一样，费舍尔将性行为的减少归因于年轻人结对比例的下降。在过去的25年里，结婚的人越来越少，晚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多。起初，许多观察者认为，未婚同居比例的上升可以解释结婚比例的下降，然而前者远远不够抵消后者：大约60％的35岁以下成年人没有配偶或者伴侣。这个年龄段最常见的生活方式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占到这个年龄段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伴侣住在一起的人通常性生活更多一些，相比之下和父母在一起很明显不利于性生活。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有伴侣的越来越少。
在与性研究人员、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咨询师、性教育者以及年轻人的无数次对话中，我听到了试图解释我称之为“性萧条”（sex recession）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约炮文化的兴起，巨大的经济压力，飙升的焦虑人群比例，脆弱的心理健康，抗抑郁药物的广泛使用，流媒体电视，环境中塑化剂泄漏出的雌激素，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网上的小黄片，按摩棒的流行，交友软件，选择无力，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父母，立业当先的态度，智能手机，新闻周期，信息超载，缺觉，肥胖……不胜枚举。你随便举出一个当代困境，估计已经有人认为这就是当代性欲下降的原因。
我采访过的一些专家为性萧条提供了比较乐观的解释。例如，近几十年来儿童性虐待的比率有所下降，而受到虐待往往会导致性早熟和滥交性行为。并且得益于性别观念的改变和对性取向（包括无性恋）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人们也许更不会迫于压力参与不想要的性行为。也许更多的人在某一段时间内会以学业或者事业为重，而非爱和性，或者他们只是在选择人生伴侣时更加认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对他们就是好事。
上述这些情况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也可能都是真的。2007年一份著名的研究里，人们给出了237种不同的发生性关系的理由。有的比较神秘主义——“我想亲近上帝”；有的只是比较烂的理由——“没话说只剩下滚床单了”。不上床的理由不会比这个数字少。不过在我的访谈和研究中还是有一些因素反复出现；其中每一个都对我们的幸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 一人性
性生活减少的不只是美国。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密切追踪公民的性生活，但那些研究过的（有闲钱的）国家都发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世界上最可靠的性研究之一——“英国性态度和生活方式全国调查”在2001年称16至44岁的人平均每月有超过六次的性行为。到2012年，这一频率下降到不到五次。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非单身的澳大利亚人从一周平均有1.8次性生活掉到1.4次。芬兰的“芬性”（“Finsex”）研究发现年轻人性交频率下降，而同时自慰率在上升。
在荷兰，人们首次性交的年龄中位数从2012年的17.1岁上升到2017年的18.6岁，其他类型的身体接触也被推迟，甚至包括接吻。这个消息在荷兰不像在美国那样广受欢迎，反而引起了担忧。荷兰人以他们全世界最高的青少年幸福指数为荣。一位教育工作者警告说，如果人们跳过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不仅包括调情和接吻，还包括处理心碎和失望——他们准备好接受成人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了吗？
与此同时，二十年没有进行过全国性性研究的瑞典也在民调里发现了性生活下降的趋势。作为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显然不想看到它的高生育率受到威胁。时任瑞典卫生部长在一篇解释这项研究调查的动因的观点文章中写道： “良好性生活所需的社会条件的恶化——例如压力或其它不健康的因素——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再说说生育困难的日本。日本正处于人口结构危机之中，并成为了社会少性问题的经典案例研究。 2005年，年龄在18至34岁之间的日本单身人士中有三分之一是处子；到2015年，这个群体中有43％的人是处子；表示不打算结婚的人群比例也有所上升。（当然婚姻也不是性频率的保证：一项相关调查发现，47％的已婚人士在至少一个月内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近十年来，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日本的性衰颓与新一代“草食系男子”现象的崛起有关。这些“草食系男子”对追求异性或传统成功持矛盾态度。日本无性的新分类中还包括“茧居族”（ 引き篭もり），“单身寄生虫”（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超过二十岁但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人）和御宅族（おたく，尤其指迷恋动漫的人）等诸如此类的词汇；这些似乎都成为了导致禁欲症候群（セックスしない症候群）的成因。
一开始，西方社会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大都带着一种“快看日本多变态”的潜台词。慢慢大家才意识到这种现象不是什么奇闻异事，而是警示预言。最初是惨淡的就业前景导致了许多男人追求独身，但大环境随后已经开始适应、甚至鼓励这些追求。长期居住在东京的美籍日裔作家罗兰·凯尔茨（Roland Kelts）如此描述：“一代人慢慢发现与现实世界中的女性谈恋爱会有种种不如意、甚至是意料之外的要求，远远不如线上虚拟性欲更有吸引力。”
我们分析一下这种虚拟性爱的诱惑。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色情生产与消费国之一，创造了“群射”（请别逼我解释）等一系列新的色情片类别；在设计高端性玩偶上日本也遥遥领先。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日本新发明的生殖器刺激方式已经和老派性生活——非单人性生活——越来越不沾边。 《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题为《越来越不色情的日本性行业》的文章里描述了“オナクラ”店，男性花钱去那里自慰，而女性员工坐在旁边看；文章解释说，因为许多年轻人认为性交很“めんどくさい ”——很烦人—— “导致提升自慰体验的服务正在蓬勃发展。”
在社会学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和年初爆出约炮丑闻的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Aziz Ansari）合著的2015年新书《当代浪漫》（Modern Romance）里，讲到安萨里去日本探寻性的未来何去何从。他得出的结论是，之前他读到的关于草食系男子的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抓住问题实质。他意识到草食系男子其实是“对性快感有兴趣”的，但不“通过传统途径”。他提到日本最近很受欢迎的小玩意是一种“倒上润滑剂就可以自慰的一次性硅胶蛋” 。在东京安萨里一天晚上在一家便利店买了一只这个硅胶蛋，回到酒店来了一发（如果造成精神污染对不住了）。他觉得又凉又别扭，但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用它，“用这个就可以避免走出去与人实际接触。”
Justin Metz /Mendelsund / Munday
从1992年到2014年，在一周内自慰过的美国男性比例翻了一番，达到54％；女性比例增加了两倍多，达到26％。当然这其中部分原因是色情片越来越好找。在2014年，43％的男性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周内看过片。按摩棒的使用也有上升趋势——在10年前调查表明只有刚过一半的成年女性使用过按摩棒，而现在所有迹象都表明它越来越受欢迎。各种款式、型号和功能，花样越来越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请打开亚马逊购物网站，深度学习一下“强力小马达牌双轨花式波轮”，及其它10,000种选择。
西方文明里对自慰的禁忌至少可以上溯到圣经旧约里的俄南；正因如此，近期的转变尤其令人震惊。正如罗伯特·T·迈克尔（Robert T. Michael）等在《性在美国》中所述，做早餐谷物的家乐氏公司创始人J·H·凯洛格（J. H. Kellogg）曾在19世纪后期呼吁美国父母们要不择手段保证孩子们不会沉溺于性快感，比如不打麻醉给孩子切包皮，或者往阴蒂上滴腐蚀剂。在像他这样的卫道士的努力下，自慰到了二十世纪还是一个禁忌。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迈克尔的书出版时，尽管自慰已经很普遍，但提到的时候人们仍然会出现“紧张、震惊或者厌恶的情绪”。
如今自慰更为常见，而对其影响的担忧，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无处不在的线上色情的担忧又被比较奇怪的一群人炒作起来；其中包括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负责人，现在正享受着自己作为反色情片活动家的事业第二春。津巴多在他的著作《被中断的人类》（Man, Interrupted）中警告说，“拖延撸” ——拖延症导致的自慰行为——可能会影响年轻男性的学业、社交和性关系。俄勒冈州的加里·威尔逊（Gary Wilson）经营着一家名为Your Brain on Porn的网站，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在最近一个很火的TEDx演讲中，威尔逊谈到了动物的性行为和人类的脑部扫描，声称对着网络色情自慰会上瘾，导致大脑结构变化，使得勃起功能障碍更加常见。
这些观点得到了位于盐湖城一家名为“打击新毒品” （Fight the New Drug）的非营利组织的共鸣与宣扬。（新“毒品”指的是色情内容。）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其他组织做了数百次宣讲，今年春天还和堪萨斯城皇家棒球队有合作。由一位退休Google外包工程师创建的不撸网（NoFap）源自于Reddit上一个很火的社区，为社区成员“飞行员”（“fapstronauts”）提供了一个戒撸程序。在主流之外，极右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有一道强制戒撸令，禁止每月自慰超过一次。该组织的创始人加文·麦金尼斯（Gavin McInnes）也是媒体公司Vic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说色情和自慰让千禧一代“连想都不想追求情爱关系”。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所谓青年男性的勃起障碍蔓延现象似乎也只是一种道听途说。我交谈过的研究人员都没有见过黄片致瘾的有力证据。正如近期发表的一篇关于色情文化研究现状述评的作者们在《性行为档案》（Th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里谈到的，“所谓‘色情作品的有害使用’这种概念在学术和流行文献中仍然存在争议”，而“心理健康界对于互联网色情是否上瘾这件事很分裂。”
这不代表消费色情内容和对现实生活中性的渴望之间没有相关性。纽约一位写过几本关于性的畅销书的性治疗师伊恩·克纳（Ian Kerner）告诉我，虽然他不会把小黄片看成危害健康的东西（他会向一些患者推荐某些类型的色情片），但他治疗的病人中也有不少成年男性效仿小黄片“天天像17岁一样自慰”并因此对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这样干会让他们的欲望疲软。” 克纳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告诉他，她们对性的需求比她们的伴侣更强烈的原因。
在做这个报道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几十位20到30出头的年轻人，以期更好地了解性萧条。虽然我无法认定这些采访对象具有代表性，但我尽可能地找背景经历大不相同的人。我聊过的人里有的从未有过恋爱或性关系，有的人正处于热恋中，有的人性生活很丰富，也有人两者兼顾。性萧条可能是真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多少有性生活，就像经济衰退时期大多数人也有工作一样。
拿经济萧条作比喻可能不完美。大多数人都需要工作；但不是大多数人都必须有恋爱关系或者性生活。我聊到过的很多人都是自愿选择过单身或者无性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也惊讶于有这么多20出头的年轻人对整个社会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氛围非常不满；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当年是不是也这么难。但是，虽然受访者的具体故事多种多样，有一些主题却在反复出现。
可以想到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色情片。但是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许多人很大程度上将色情片和性生活视为完全互不搭界的两件事。不过两者之间的隔阂不是绝对的，比如许多直女告诉我，有些男人在色情片里学到了很多不好的性习惯（详情见后）。但大体上这两件事——独自看黄片和搭伙性生活——存在于不同次元里。 “我看片品味和找伴侣的品味完全不同，”一位30出头的男士告诉我，说他每周看一次色情片，然而并不认为这对他的性生活有太大影响。 “看片时我知道那是虚构的，”一名22岁的女士说，并补充说她没有“内化”这些片子里的内容。
后来在看到色情网站之王Pornhub 2017年最受欢迎的关键词列表时，我想到了上面这些受访者的话。女同性恋色情片连续第三年成为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都最爱的类别。然而，新的亚军是“へんたい”——动漫色情片。当然，色情片本来就和真实性爱脱节，但是动漫色情片已经大大超越了现实世界；非真实是其吸引力的来源。在《纽约杂志》一篇关于色情片偏好的封面故事中，作者莫琳·奥康纳（Maureen O'Connor）描述了各种使身体部位变形的方式（“眼睛比脚大，乳房比头大，阴茎比腰粗”）和对超自然色情化的表现（某种“性感的人形”加上“糖果色的皮毛和动物角、耳朵和尾巴”）。换句话说，热搜榜第一跟一半人类没啥关系，第二跟全体人类都没关系。
我聊过的许多年轻人都认为色情片只是一种解压或者打发时间的线上活动。它对他们的性生活的影响和社交媒体或看剧差不多。一名24岁男子在邮件里写道：
互联网让满足基本的社交和性需求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进入“肉食世界”并追逐这些东西的动力变得小多了。这并不是说互联网可以提供比性或恋爱更多的满足感...... [但它可以]为你提供恰到好处的满足感来安抚这些欲望......我觉得应该多问问自己：“如果我这些都没有，我会不会出门更多？我会不会更多的发生性行为？”对于我的很多同龄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甚至有情侣的人也告诉我，他们的线上生活似乎影响到了他们的性生活。一位姑娘说： “如果我们不是一回家就开电视刷手机，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性生活。”这似乎违背常理；我们对性的渴望难道不是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吗？为什么会有人放弃现实生活中啪啪啪，却花时间在在网上搞其它有的没的呢？
对未成年人来说，网上这些有的没的更有吸引力。《人口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去年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在县一级宽带互联网的引入可以解释1999年至2007年未成年人生育率下降的7~13％ 。或许少年们不是我们有时想的那样，是只被荷尔蒙驱使的疯子。或许人们的性欲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更容易熄火。
2. 约炮文化和直升机父母
我1992年上高中时，青少年怀孕和生育率达到几十年来的顶峰，青少年初次性行为的年龄中位数逼近当代社会最低的16.9岁。和我一样出生在1978年的女性们，都身佩一枚暧昧的勋章：我们开始做爱的年纪比我们之后的任何群体都要小。
但进入九十年代中期，青少年怀孕率开始下降。这个发展趋势受到欢迎, 虽然专家们对其原因众说纷纭。避孕倡导者们自然把功劳归于避孕。的确，青少年们在采取避孕措施上做得越来越好了，但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这种变化。唯禁欲教育从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中获得了巨额资助，其支持者和提倡禁欲的基督教团体也试图分得一份功劳。然而，即便是在没有采用唯禁欲教育课程的地方，青少年怀孕率也在下降。研究也表明，贞洁誓言和唯禁欲教育实际上并没有促进禁欲。
而这个趋势依然在继续：每一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年龄都要比上一波稍晚，怀孕率也在缓慢下降。但由于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约炮文化过于热衷的关注，这个趋势被忽略了。比如《纽约时报》就在1997年宣布，大学校园中的随意性行为“似乎逼近历史新高”。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数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不过他们的确向读者介绍了“约炮”这个词，它的定义包括“从20分钟的狂吻，到一起和衣过夜，直至性交等等的任何事情”。
此后人们一直都高估了高中生和大学生随意性行为的数字（调查表明甚至学生自己都会高估）。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多项关于约炮文化的研究和著作开始纠正这种错误印象。西方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丽萨·韦德（Lisa Wade）所著的《美式约炮：校园新型性文化》（American Hookup: The New Culture of Sex on Campus）是其中最有深度的一本。这本书的素材是2010年到2015年间两所文理学院学生的详细日记以及韦德和24所其它高校学生的对话。
韦德把她关注的学生分成了三组。她把大约三分之一归为“禁欲者”——他们完全不参与约炮文化。三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是“涉猎者”——他们偶尔会约炮，但是对此摇摆不定。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是“热衷者”，他们乐于约炮。其余的人处于长期情感关系中。
这种描述和2014年的一项研究结论相符，即千禧一代的大学生并没有比上一代X世代有更多性生活或性伴侣。研究还追踪了大学社交生活在线调查（Online College Social Life Survey）的数据，这项在2005到2011年间对2万多名大学生进行的调研发现，学生在大学四年中约炮次数的中位数为5，其中三分之一只涉及接吻和抚摸。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学生表示，他们希望有更多机会找到长期的男友或女友。
我最近和韦德交谈时，她告诉我，她发现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性生活减少完全不足为奇——她说年轻人的性行为一直是更有可能发生在恋爱关系中。“回想历史上婚前性行为变得更常见的时候，还有当时导致这种事情的环境，”她指的是二战后男性短缺的焦虑导致少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较之战前更追求认真的浪漫关系。“当时的年轻女性发明了‘落袋为安’，”韦德补充说，当时父母对这种转变并不十分满意，战前人们在求偶阶段更偏向于非正式、非专一的约会。“如果你和一个人约会一晚上可能会有些搂脖子接吻和爱抚的动作，但如果你们在一起了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事实证明，1957年是美国历史上青少年生育率最高的一年。”
相比之下，近几十年来，青少年恋爱关系似乎不再那么普遍了。1995年的一项名为“Add Health”的大型纵向研究发现，66%的17岁男性和74%的17岁女性在过去的18个月中经历过“一段特殊浪漫关系”。2014年，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询问17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和其他人有过约会、约炮或者和其它任何浪漫关系”时，这个限定范围似乎比上一个调查更广泛，但只有46%的人的回答是“有过”。
所以是什么阻挡了青少年恋爱呢？在过去的25年中，青少年一代变化巨大，让人都不知道该从哪里找原因。正如珍·特温格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中所写，青少年说自己有过恋爱的比例和其它与进入成年相关的活动（比如饮酒、打工挣钱、没有父母陪同外出、拿到驾照）的比例都同时出现了下滑。
这些转变和另一个重大变化不谋而合：父母越来越担心孩子的教育和经济前景。尤其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富裕人群中，这种焦虑致使对年轻人的预期发生巨大变化。一位毕业没几年的男子在回忆自己高中生活时这么说：“当早上六点半有棒球队训练，八点十五开始上课，下午四点十五有戏剧社，六点厨房汤就烧好了，哦对了，你还要写完你的剧本，这样哪还有功夫做爱？。”他补充道：父母和其他权威人物“给了我们巨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牺牲其它关系。”不少二十多岁的人都对我说，这种压力会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
马尔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在他的著作《如今的孩子们：人力资本与千禧一代的造就》（Kids These Days: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Millennials）中也提到了类似观点。在谈到美国青少年性趣衰退时，他写道：
无人监管的空闲时间减少可能起了很大作用。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最佳的性爱就是与朋友自由放松的玩耍，这种体验……根据时间记录……正在美国青少年中不断减少。超越接吻的阶段需要一些闲工夫，但如今的孩子有太多事情要做。
“婚姻入门”（Marriage 101）是西北大学极受欢迎的一门本科课程，这门课于2001年由夫妻心理治疗的创始人威廉·M·平索夫（William M. Pinsof）和精神病学教授亚瑟·尼尔森（Arthur Nielsen）设立。平索夫和尼尔森设想，如果你能在人们择偶和坏习惯形成之前教授他们关于爱、性和婚姻的知识，会有怎样的效果？这门课设立的目的是在不幸的婚姻开始前未雨绸缪。6年前，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德拉·所罗门（Alexandra Solomon）接手了这门课程，于是这门课针对一代人恋爱与性生活迟滞而增加了第二个内容。例如，她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包括邀请别人出去约会，这种事情很多人从来没做过。
这并没有影响这门课的受欢迎程度；在选课阶段，课程几分钟内就会报满。（另外一门有相似吸引力的课程“人类性学”因为教授在课上演示性爱工具fucksaw而停上了，这说不定也是一个因素。）每周的答疑时间，学生们都会排着长队和同时还担任学校家庭研究所临床心理治疗师的所罗门交谈，不仅是与课程相关的内容，还有各种关于他们恋爱中的悲欢，以及和健康愉悦的性爱相关的大量问题。
通过大量的交谈，所罗门对约炮文化——或者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缺乏恋爱关系的文化”——有了各种心得。其中的一个结论是，她认为这种文化既是社交能力发育迟缓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或者就如一个学生对她说的那样：“我们约炮是因为我们缺乏社交技能。我们没有社交技能是因为我们约炮。”另一方面，她的学生发现自己总是要在随意性行为和没有性行为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剩下的第三种选择——恋爱关系中的性行为——对他们很多人来说不仅不现实，也可能反而显得不负责任。“婚姻入门”课的大部分学生在大学阶段至少有过一段恋爱关系；所罗门指出，这门课天然会吸引有意于恋爱关系的学生。即便如此，她认为很多学生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和学术以及职业上的成功相比，爱情是次要的，或者最好等到其它东西都有了保障后再谈爱情。她写道：“我的本科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他们尽可能在大学中避免恋爱，认为恋爱会扰乱他们的计划。”
今年三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旁听了所罗门主持的一场讨论，参与者是家庭研究所咨询项目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主题是2018年前后爱与性面临的挑战。伴着玫瑰红酒和巧克力蛋糕，学生们分享了他们对各种话题的看法，从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那场恶名远扬的约会（最近在Babe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有详述，阿兹·安萨里被控在一次约会中行为不当），到当代恋爱关系中各种模棱两可的用语。一名年轻女性恼怒地问道：“人们爱说：‘我们在约会，我们是专一的，但我们不是男朋友和女朋友。’这什么鬼意思？”另一个同学拼命点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一段男女关系中，但是……”她说不下去了。所罗门这时候插入话题，拿检验恋爱关系的试金石问他们：“如果我感冒了，你会给我送鸡汤吗？”围坐在会议桌的人们纷纷摇头；没多少人收到过（抑或去送）鸡汤了。
讨论继续深入，人们探讨了为什么送鸡汤的恋情不再常见。一位女性说：“据说你应该在学有所成之后才能谈恋爱。”另一名女性说，她拥有高等学历的白领父母不鼓励她在上高中时恋爱，原因是可能会让她分心。即便是到了现在上了研究生，她都很难改变这种态度。“我现在需要完成学业，然后找到一份工作，我要做这做那，然后再考虑恋爱。但等到30岁了，你还在问自己：什么是爱？恋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位女性真诚地说：“看到一段两人都很满足且全情投入的关系，我感觉瞬间豁然开朗。”另一位学生对她采访的那对情侣的前智能手机时代求爱经历表示难以置信，她说：“我不一定能产生共鸣。他们相遇，互相交换了邮箱，通了电邮，然后第一次约会，就一见钟情了。他们从没经历过‘确定关系’的时刻，因为两人都是同步的。我当时就是在想，我靠，恋爱就应该是这样的吗？”讨论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二时，终于被一位助教打断了。她试探着问道：“我们可以换话题了吧？我想过渡到讨论性爱，这才是本周主题。”
3. Tinder蜃景
32岁的研究生西蒙形容自己又矮又秃（他说：“还好我搞笑，要不然就完蛋了。”），他在大学里并不缺乏性生活。（本文中，凡是和我谈到私生活经历的人我都用了化名。）我们最近聊天时他告诉我：“我很外向，喜欢和人交谈，但我内心是个书呆子。我很开心大学里也有跟我一样书呆子的女生。相处很愉快。”他在毕业前不久开始了一段持续了七年的恋情。2014年他和女友分手时，他感觉自己像是走出了时光机。
这段恋情开始前，Tinder还没出现；iPhone也没有。西蒙并没有很渴望立刻进入下一段严肃的恋爱关系，但他想和人上床。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去酒吧。”但他每次去了酒吧都无功而返。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怪异的感觉：去与人调情，在很短时间内从正常举止变成几乎猥琐的行为。他的朋友帮他注册了Tinder账户；然后他又注册了Bumble、Match、OkCupid、Coffee Meets Bagel等各种约会app。
和其它app相比，他在Tinder上运气好一些，但也谈不上什么效率。他发现自己要右滑（意味着自己对某人有兴趣）30次，才有一名女性对他右滑，从而触发一次配对。但配对不过才是开始；然后就要开始发信息了。他说：“我要发十条短信才能收到一条。”换句话说：10名对西蒙右滑和他配对的女性中有9名都没有和继续和他互发信息。这意味着他右滑的每300名女性中只有1人和他有了交谈。
至少在不使用约会app的人群中普遍存在这么一种看法：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促进了随意性行为。但实际上，除非你相貌出众，网上约会最可能的不过是浪费大量时间。根据2014年Tinder最近一次公布此类数据，一般用户平均每天登陆11次。男性每次花7.2分钟，女性每次花8.5分钟，用户每天平均花一个半小时。但他们都收获寥寥。如今该公司称每天app上有16亿次滑动，但只有2600万次配对。如果西蒙的经历是常态的话，绝大多数的配对都不会发展成双向的互发短信，更不用说约会乃至性爱了。
我和西蒙聊天时，他和自己的新女友已交往了7个月，他通过另一个网上约会服务认识了她。他喜欢她，对自己能暂时离开Tinder也很开心。他解释说：“对大部分男性来说，这像是对旷野嚎叫，对大部分女生来说，这像是在海一样的屌图中寻找一颗钻石。”
那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用约会app呢？为什么不抵制它们？西蒙说，在真实生活中结识人似乎越来越不现实了。他的父母大学毕业几年后在一个合唱团相识，但他觉得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补充道：“我打排球，我两年前对排球队里一个人有好感，我们一起打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西蒙想约她出去，但最后觉得这么做会“非常尴尬”，甚至“粗俗”。
我起初在想西蒙是不是太文雅了，或者有点死脑筋。但我交谈的人越多，就越相信他不过是在描述一种新兴的文化潮流。北弗吉尼亚的一位教师说：“再也没人在公开场合和人搭讪。”洛杉矶一位单身了三年的28岁女性说：“约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少约人出去，甚至都不怎么开始搭讪了。”
这种变化似乎在随着全国范围内对性侵和性骚扰的清算以及随之而来对关系界限的调整而加速。根据2017年11月经济学人/舆观（YouGov）的民调，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有17%认为一个男人邀请女人出去喝酒“总是”或者“通常”构成了性骚扰。（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这种想法的人要少得多。）
劳丽·明茨（Laurie Mintz）在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热门本科课程“性心理学”，她告诉我#MeToo 运动让很多学生对于与“自愿（性行为）”（consent）相关的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她听到很多年轻男性开始有成效地审视他们过去的行为，并努力学习了解朋友和伴侣的经历。但也有人描述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反应，比如因为担心浪漫的示爱会不受欢迎而刻意避免。不少男性和女性在和我的交谈中都谈到了一种新出现的迟疑和犹豫。一位自称是激情派女权主义者的女性说，她对和异性约会给男性带来的压力感同身受。她告诉我：“在当前的文化运动背景下，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他们看成冒着风险与陌生人说话的正常人，很多人都感到孤独、迷茫，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如何约会。”
我为本文采访的数人都提到过，我2001年在电梯里认识了我的丈夫。（我们在同一家机构的不同楼层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在电梯、休息室、去地铁的路上等场合进行了更多的交谈。）不少女性听到了都长叹一声，说她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遇见一个人，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但也有很多人说如果一个陌生男人在电梯里和她们说话，她们会觉得特别怪。一位女性设想自己会这么说：“猥琐男！离我远点。”她的朋友点点头，解释道：“一旦陷入沉默，我们就开始看手机。”另一位女性对我描述了她想象书店里一位男性试图接近她的场景。（她拿着一本她最爱的书。他问：“那是什么书？”）但她后来似乎从幻想中回过神来，把话题转换到了《欲望都市》重播，说这部剧已经彻底过时了。“米兰达在酒吧里认识了史蒂夫。”她说道，尽管这和她的生活如此相关，但她语气似乎是在表示这个情景更像是出自简·奥斯汀的小说。
为何各种约会app在实现其表面功能——勾搭人——上都如此低效，却依然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实际上把使用app本身当成一种消遣，对见面没抱多大的期望。就如33岁的艾丽斯对我抱怨的那样：“他们把互动变成了游戏。Tinder上绝大多数男性都是对所有人都右滑。他们对所有女性都说赞，赞，赞。”
来自其它app用户的故事也证实了使用这些app是一种消遣而不是为了配对。一位男性告诉我：“被别人右滑了能够有效提升自尊，哪怕我根本不打算和人家见面。”一位28岁的女性说，尽管她已经戒断性交，但她依然玩了三年的约会app，她说不想约会主要是因为抑郁和性欲低：“我没什么想和人约会的欲望。”
一位自称是自愿选择戒断的app用户说：“玩了一段时间后这就跟擅长玩消除泡泡的游戏一样。我能拿高分很高兴，但是我到底有啥成就了？”另一位女性写道，她“太懒”不想见人，还补充道：“我一般都是在周二无聊看电视的时候下载约会app……我没怎么当回事。”另一位女性说她用过一款app，但这是在“喝了两杯白葡萄酒后——然后刷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刷出来就立刻给删了。”
不少对网上约会的批评都是关于过多的选项导致“选择过载”和由此而来的失望，包括丹·斯莱特（Dan Slater）2013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选编自他的著作《一百万初次约会》（A Million First Dates）的文章。他认为网上约会的人可能会不断地体验交往新对象；这会给忠诚和婚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社会学家迈克尔·罗森菲尔德（Michael Rosenfeld）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名为“夫妻如何相遇和相处”的纵向研究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他的研究发现，在网上相识的情侣往往比其他情侣更快结婚，说他们摇摆不定缺乏数据支持。
或许选择过载和斯莱特想象中并不一样。或许问题不在于那些一再约会不同对象的人们——如果罗森菲尔德的研究正确，这种人甚至会结婚——而是在于那些知难而退、懒得离开沙发的人们。这种想法出现在我与很多人的谈话中，据他们描述，性爱和约会生活已经进入了冰点。还有人使用了“选择悖论”的说法；还有人提到了“选择无力”（这个词因为《黑镜》而广为流传）；还有人提到了fobo（“fear of a better option”，意即害怕错过更好的选择）。
然而网上约会依然继续在吸引用户，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认为app会比其它方式压力更小。丽萨·韦德猜想经历过高中或者大学约炮文化的人会欢迎网上约会，因为它有助于排除配对过程中的某些含混因素（我们都互相选了对方了；至少我对你有点兴趣）。我和丈夫第一次在工作之外的场合见面时，我们都不确定这算不算约会。当你通过app找到某人时，就不会这么模糊。
正如费城一位27岁的女性所说：“我的不安全感使得酒吧中的调情让我压力很大。我不喜欢‘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那种时刻。我使用约会app是因为我想明确这是约会，我们对彼此有性趣。如果最终不合适也没事，但绝对不会出现‘他到底是约我出去玩还是约会？’的感觉。”其他人说他们喜欢在app上和潜在对象首次交流可以通过消息，而不是面对面或者电话交谈，后两者更有可能让人尴尬。
大学毕业三年的安娜告诉我，在学校里她很难“读懂”别人。约会app是一种有效的辅助。她解释道：“没那么含糊，这人对我多少有点兴趣。”但问题是，安娜app用得越多，她就越难想象没有app的情况。她说：“我从没学会如何在现实中结识人。”她然后又告诉我，她最近几次碰到一个大学里的点头之交。她觉得他很有魅力，想对他表达好感，却又不知道没了校园派对应该怎么做。然后她想起来她在Tinder上看到过他的简介。她自言自语：“下次登陆的时候，我就右滑，这样就至少会避免被当面拒绝的尴尬。”
除了帮助人们避免传统调情可能带来的尴尬（或许还有紧张激动），约会app对于那些处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不活跃市场”（参与人数相对较少的市场）的人会很有效。比如性少数群体使用网上约会服务的人数比例比异性恋者更高。（迈克尔·罗森菲尔德在调查中刻意过量采样了男女同性恋者来补偿对他们约会体验研究的缺乏，他在研究中发现“没有伴侣的男女同性恋似乎在约会活动中远比异性恋者更为活跃”，他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使用app成功率更高。这种差异可能说明了性萧条是一种异性恋现象。）
Justin Metz / Pablo Delcan
在所有的约会市场上，约会app似乎都更能帮到颜值高的人。26岁、从没有过性生活的艾玛偶尔会在网上约会app上碰碰运气。她闷闷不乐地对我说：“app让那些性感的人约会更容易，尽管他们本来约会已经够容易的了。”OkCupid（一个相对不注重外貌的约会服务，他们鼓励用户写下更详尽的个人简历）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鲁德尔（Christian Rudder）在2009年报告说，外表分最高的男性用户从女性用户那里收到的信息是得分最低的11倍；分数中等的男性收到的信息则为得分最低的4倍。这种差距在女性中更为明显：三分之二的信息都发给了外貌最具吸引力的三分之一女性。密歇根大学和圣塔菲学院研究人员更新的一项调查发现，网上约会的男女追求自己潜在伴侣的要求比自身高了25%——这策略大概成不了事。
这说明了什么？很多网上约会者花费了大量时间追求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人。通常给他们的信息都得不到回复，更不用说是约碰头了。这样的体验说好了是让人迷惑（这些人为什么都对我右滑了却又不理我？）。糟的话也有可能带来破坏甚至痛苦。艾玛坦承自己是个胖子。然而她并不为自己的外表感到羞耻，而且还特地在自己约会档案上附几张全身照。然而男人们还是不断地右滑她的头像只不过为了嘲弄她——我和她聊天时，一名男子刚刚给她发了一张在跑步机上跑步的超重女性的动图，以此来结束两人的对话。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追求爱情如今变成了一种被限制在千篇一律、预先安排好的线上活动，这种环境使得任何人（甚至包括那些不用约会app的人）想要通过见面来发展关系都怕显得不合适。这真是个悲哀的僵局。
4. 糟糕的性爱（糟糕到痛）
今年五月一个春意盎然的上午，我和黛比·赫本尼克（Debby Herbenick）带着她的孩子穿过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一座公园，她和我分享了她作为印第安纳大学性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给学生的建议。她平静地说：“如果你第一次跟别人上床，不要掐他们的脖子，不要射在他们脸上，不要尝试跟他们肛交。这些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找到赫本尼克的一个原因是我对她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感兴趣，这篇文章提出性萧条的乌云中也留有一丝光亮。赫本尼克在文章里问道，除此之外，我们难道不也见证了强迫和其它不当性行为出现衰减。就在几十年前，婚内强奸在很多州还都是合法的。她一边推着女儿的婴儿车，一边详细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性萧条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对坏的性行为（一种人们“不想再要的性行为”）的健康反应。“人们比以前更敢于说出‘我不要，谢谢’了。”
布卢明顿是非正式的美国性学研究之都，上世纪四十年代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学家艾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开创性的性学调查奠定了它的地位。得益于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家们的高生产力以及其它机构对于性学研究的缺乏，它的地位至今依然没有动摇。2009年，赫本尼克和同事发起了一项长期的《全国性健康和性行为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Health and Behavior，简称NSSHB），这仅是第二次关于美国人性生活细节的全国范围代表性调查——同时是第一次长期记录尝试。（上一次全国性调查由芝加哥大学发起，只在1992年开展了一次。其它包括《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s）在内的性行为调查使用的都是所谓方便样本，无法代表总体人口。珍·特温格所依据的长期的综合社会调查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但只有少数几个问题和性行为有关。）
我问赫本尼克，NSSHB的发现是否对1990年以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提供了线索。她提到了性玩具的流行和异性肛交的激增。芝加哥大学1992年进行的那次调查就发现，20多岁的女性中有20%尝试过肛交；2012年NSSHB发现这一比率翻了番。她还告诉我，新的数据显示，和前几代人相比，如今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尝试黄片中普遍出现的性行为，比如她向学生警告不要在初次性爱中和对方尝试的那些动作。她认为这些可能会吓坏一些人，加深性萧条。
她低头看了眼女儿又补充道：“如果你是一位年轻女性，在做爱的时候对方想掐你的脖子，我怀疑你回头还想不想再跟他来了。”
Justin Metz / Pablo Delcan
赫本尼克最令人警醒的研究之一是关于痛苦性行为的普遍性。2012年，30%的女性说她们上次阴道性交时感觉很痛；在肛交中，72%的人感到痛苦。无论比例是否比之前有所增加（我们没有比较的基础），这些数字都高得令人不安。此外，大多数女性都没有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她们的伴侣。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青少年医学主任、NSSHB的联合负责人J·丹尼斯·福滕伯里（J. Dennis Fortenberry）认为，很多女孩和成年女性都已经将这种观点内化：这种不适感是作为女性所不可避免的。
新布伦瑞克大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露西娅·奥沙利文（Lucia O’Sullivan）曾发表过记录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中性功能障碍高发的研究，她对此给出了一个尤其生动的例证。她这项研究的灵感来自几年前在和大学的学生健康中心的医生共进午餐时的谈话，这位医生对奥沙利文说，她和同事们在看病的学生中发现大量的外阴撕裂，这让他们很是担忧。这些女性并没有说自己被强奸。但她们阴部的状况表明，她们经历的性交实际上就是不想要的。奥沙利文说：“她们经历了不想要的、完全无感的性交。”这位医生告诉她，标准医护处理就是给她们开润滑剂把她们送走了事。
痛苦性行为并非新鲜事，但我们有理由认为黄片可能会导致一些特别不愉快的初期性体验。研究表明，在缺乏高质量性教育的情况下，十几岁的男孩们都会通过黄片来理解性爱——肛交和其它让女性痛苦的性行为在主流黄片中随处可见。（这并不是说肛交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大多数女性体验的那种的确很痛苦。）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西塞莉·马斯顿（Cicely Marston）经过一系列深入的采访发现，十几岁的男孩在尝试肛交时——可能是受他们看过的黄片的影响——会发现突然的、未经润滑的插入比看上去的困难很多，被插入者也更为痛苦。她的一些采访对象似乎是被性伴侣所迫；其他人似乎采取了一种“非自愿的、替代阴道的肛门性交”的妥协方式，这是另一位研究人员向我描述的临床用语。
在我采访年轻女性时，听到了太多重复的“他做了些我不喜欢的事，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黄片里的经典桥段”的说法，其中掐脖子被广泛提及。黄片之外，的确有一些人喜欢所谓的窒息式性行为——他们通过限制大脑内的氧气实现更强烈的性高潮——但这么做很危险，在未经对方要求就不该做的事情当中“名列前茅”。旧金山一位31岁的女性特丝讲到她过去和比她小一点的男性的几次性经历。她说：“我发现他们喜欢不事先说就掐脖子。”向我描述约会app如何避免当面尴尬的那位女性安娜告诉我，她被人掐了好多次脖子，她一开始还以为这很寻常。她说：“很多人都没意识到需要先问对方。”
如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性和爱情经济学的教授玛丽娜·艾德谢德（Marina Adshade）告诉我的那样：“男性的性体验时好时坏。但是当女性经历糟糕的性爱时，通常都会非常非常糟糕。如果女性逃避性爱的话，她们是不是在逃避非常糟糕的性体验？”
性爱就算天时地利俱佳也需要花时间来学习，但上面提到的绝对不是最佳环境。模仿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动作会导致所谓的“旁观感”——也就是担心你在做爱时的外观和声音；性研究人员威廉·H·马斯特斯（William H. Masters）和弗吉尼娅·E·约翰逊（Virginia E. Johnson）很早之前就认为这种行为不利于性爱的正常进行。一些年轻女性告诉我，她们受到压力去模仿色情演员——即只要通过插入就能实现性高潮，而这点实际上大部分女性都做不到。波士顿的一位24岁的女性说：“我过了好久才适应了这个事实：我不必像黄片里的女生一样在做爱时大声叫床。”凤凰城一位31岁的女性对我解释说，根据她的经验，黄片使得男性“以为他们可以通过乱撞让任何女性达到高潮”。
一次性的约炮也无助于性爱的习得。研究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随意性行为带来的身体愉悦往往不如和固定伴侣间的性行为。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葆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对约炮文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她认为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针对伴侣的性技巧”——也就是知道伴侣的喜好。尤其是对女性来说，这种差别非常大。一项研究发现在和新的伴侣约炮时，只有31%的男性和11%的女性能实现高潮。（与之相比，当人们被问及他们在恋爱伴侣最近一次性行为时，84%的男性和67%的女性说他们有了性高潮。）其它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然，很多人也很享受没有高潮的性交——三分之一的约炮都不进行那些可能会带来高潮的行为——但是两种情境的差别依然惊人。如果年轻人把认真的恋爱推迟到成人多年之后，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就完全不会了解高质量的性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不少人都告诉我他们决定暂停性爱和约会生活。这和露西娅·奥沙利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奥沙利文发现，即便是年轻人开始了性生活后，他们还是经常会有很长时间的中断。一些人告诉我，性侵或抑郁导致了他们的爱情与性休眠期；还有的人说到戒断性交这事就像是说在一份不满意的工作中休个带薪长假。
二月一天下午的三四点时，我和艾丽斯在华盛顿特区佩特沃斯社区的设计工作空间Lemon Collective见了面，她曾向我评价说Tinder被“游戏化”了。这个空间会用于开办DIY和设计课程，以及帮助千禧一代女性健康幸福的课程；情人节时人们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名为“婚前置业”的房地产研讨会，现场相当拥挤。（活动描述写道：“我们既不需要伴侣会理财，也不需要他们能发财。当然，现场会提供酒和奶酪。”）
在我们聊天时（当然是边喝酒边聊的），艾丽斯表达了对最近性生活质量的失望。她疲惫地说：“昨天那次性爱太糟了，我的天，真的特别糟，他基本上就是插了进去然后……”她生气地用拳头猛捶另一只手掌。这是她第一次和这名在Tinder上认识的男子做爱，她自言自语问自己能不能训练他。不过她表示怀疑；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年纪这么大不该这么不懂事了，至少她这么认为。
艾丽斯注意到，她的女性朋友大多单身，她们都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友谊的价值。她说：“我33岁了，之前一直忙着约会，但实际上呢，女人更好，真的就是更好。”她赶紧补充说不是说男人不好；她实际上很反感聊天话题里日益增多的“厌男”情绪。即便如此，她和不少女性朋友（大多都自认是异性恋）建立了柏拉图式的关系，开始参与彼此的生活，而这种参与在她们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或者性关系情况下多半不会发生。比如，她们开始交换推荐女同性恋黄片，也逐渐熟悉了彼此的喜好。一些女性还建了短信群组，互相交换对方的裸照。她说：“反应都很正面。”她描述说，她们会用大量赞美回复别人的裸照（“我靠，小姐姐，你的胸！”）她还没准备好完全甩掉男性。但是她说：“我想要优质性爱。”她补充说，或者至少是“相当优质的性爱。”
5. 抑制因素
品牌咨询公司Redscout创始人乔纳·迪森德（Jonah Disend）在彭博社去年一篇报道里说：“千禧一代不喜欢裸体。健身房里所有30岁以下的人在穿内裤时都裹着浴巾，与从前相比风气大为不同。” 迪森德认为主卧室的设计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断变化：“人人都想要自己专用的更衣室和浴室，即使夫妻情侣之间也如此。”那篇文章总结道，不论千禧一代看起来在虚拟空间多么的“不在乎”（这或许是说调情短信给人的印象），但“他们实际生活中是很本分而拘谨的”。全国各地的健身房都在重新装修更衣室来应对年轻一代客户的需求。一位健身房设计师在《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里说，“老一辈人，上了六十岁的，对共用淋浴室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千禧一代就要求隐私了。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新近出现的对裸体的不适可能是源于1990年代中期大多数高中都不再要求学生在体育课后淋浴。这有一定的道理——一个人裸体的时间越少，就对裸体越感觉不舒服。除此之外人们对自己裸体的样子的不安也是一个新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不论男女，其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都和对自身身体的不满意有相关性。一个荷兰的大型研究发现男性看色情内容的频率与对自己阴茎大小的担忧相关联。我从不少男人那里听到相似的抱怨（“毛太多，体型不健，阴茎太小”，一连串闷闷不乐的抱怨）。黛比·赫本尼克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对自己性器的评价可以预测其性功能；大约有20%到25%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色情内容或整形手术宣传材料的影响对自己的性器不满。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阴唇整形现在非常赚钱，“在有些城市你能在大型广告牌（是的，广告牌）上看到这样的广告。”
可以想见，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对性生活会有好处。有人读了了57项关于女性自我身形评价与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对自我身形评价积极与更好的性生活有正相关。反过来，对自己的皮囊不满意也会为性生活带来麻烦。如果你没法接受你的伴侣看你刚洗完澡的样子，你们怎么玩口交呢？
或许事实上一些人确实没法口交。2017年度Match.com网站“美国单身人口”调查（由海伦·费希尔和金赛研究所的贾斯汀·加西亚（Justin Garcia）共同组织）发现，与之前世代相比，千禧一代的单身人群享受口交的比例降低了66%。这对女性快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在有伴侣性行为中，舔阴是最能确保女性获得性高潮的方法之一。
纽约性治疗师伊恩·克纳告诉我他的很多男性客户在想为伴侣口交时遭到了拒绝：“我知道大家一般以为是男性不愿意做这个，但据我观察事实恰恰相反。我在很多女人私下聊时她们说，‘我真的不能相信有男人愿意到下面，去做那个。那是我身体最丑的部分。’” 在我向20多岁的年轻人询问他们对口交的看法时，相当一部分的受访女性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一个女人写道，“接受口交让我很紧张。比插入感觉更私密。”另一位写道，“口交让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没法放松去享受。”
在过去20年间，性研究者对欲望和性唤起的研究视角扩展了很多，从最初仅仅关注于刺激源，到现在将抑制视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研究内容。（在这里，抑制——inhibition——这个术语是指任何干扰或妨碍性唤起的因素，范围广泛，包括自我形象评价低下，也包括注意力分散。）出师于金赛研究所的研究者埃米莉·纳高斯基（Emily Nagoski）写过一本书《想怎么爽就怎么爽》（Come as You Are），书中把大脑的兴奋系统比作汽车的油门，而把大脑的抑制系统比作刹车。前者让你来劲，后者让你萎靡。研究显示，对很多人来说刹车比油门更敏感。
压制性欲比挑起性欲更重要，听起来好像是常识，但事实上这个观念与对性关系问题研究里最流行的观点相左。当人们讨论缺乏性欲时，往往会更加关注于性欲火苗的燃料或是引燃方式——色情艺术、伟哥、以及新布伦瑞克学生健康中心发放的K-Y Jelly。这些东西对很多人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帮助，但如果你的刹车踩到底的话，什么都没用。
在访谈中我发现那些禁欲很久的人普遍都受到抑制因素的影响。大多数禁欲者并不是自愿（比如因为宗教信仰）选择禁欲的，禁欲只是由于创伤、焦虑或抑郁所导致的不得已的结果。很多不再做爱的女性都提到了性侵对她们的负面影响，这令人沮丧却不吃惊。另外两个导致禁欲的因素也并不是闻所未闻：近几十年来美国人焦虑和抑郁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据部分报道青少年与30岁以下人群中抑郁与焦虑的比例增长更是迅速。对大多数人而言，焦虑对欲望有抑制作用。然而治疗抑郁的药物也会减少欲望，带来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
“我与我的心理治疗师主要想解决的就是这个焦虑问题”，一位28岁的女性（我称她为阿普丽尔）在来信中写道。她说出于强烈的焦虑感，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上过床也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我接吻过几次，最多进展到（年轻人所谓的）二垒，但这些经历带来的感受都不是很好。” 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她在青春期时很害羞，体重超重，并且“非常非常害怕男孩子。” 阿普丽尔并不是对性无感（她特意对她的Magic Bullet按摩棒致谢）。她就是非常畏惧亲密关系。她偶尔会和她工作中或交友app中遇到的男人约会，但一旦有身体接触，她就会陷入恐慌。她忧愁地说，“有一次为了躲开一个人的亲吻，我从他的车里跳出去了。” 在电话快结束时，她提到英国作家海伦·奥耶耶美（Helen Oyeyemi）写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专写浪漫小说的作家，但没人知道她其实是个处女。“她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人，并且无法从这种境遇中走出。这也算是个童话故事吧——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很老的房子的阁楼里，不停地写这些浪漫故事，但她什么都没经历过。我总是想到她。”
类似这样的谈话让我深刻意识到这种不快乐和禁欲的恶性循环会让一个人的人生瘫痪。数据显示性爱会让人更快乐（至少在一定程度内如此；对那些有固定情侣的人来说，高于每周一次的频率并不会让人更快乐）。然而不快乐会抑制情欲，使渴求愉悦的人又失去了一个机会。不快乐比例升高会使性萧条更加严重吗？几乎毫无疑问如此。但性和亲密关系总体水平的下降会不会转而导致更多的不快乐？
而且研究表明缺乏性生活的成年人如果还是想有性生活的话，待机过久真会是一个问题。那些18岁了还没有性经验的人中，80%会在25岁时会有性生活。但那些到了二十五岁左右还没有性经验的人就可能难以再有性生活了。《性医学》期刊（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2009年发表的一份论文推测“如果一个人在25岁时还没有过性生活，他或她一直到45岁仍是处子之身的几率会较可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罗森菲尔德也通过研究确认成年人中完全单身的状态十分难以改变，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稳固得多。在其研究报告所观察的一年里，二十多岁的异性恋单身女性只有50%有过约会，而年纪更大的女性中的比例要更低。
性抑制的其它一些来源因素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比如，睡眠不足会强烈地抑制欲望，而比如睡前看手机这样现在常见的行为恰恰会危害睡眠质量。（对女性来说，多睡一小时意味着第二天做爱几率平均会提高14%）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妇产科教授洛丽·布鲁托（Lori Brotto）在其新书《从正念到更好的性生活》（Better Sex Through Mindfulness）就这方面的实验研究评论道，我们现在沉溺于无时不在的各种分心之中，不论男女这都会影响性欲。
为什么诸如一晚没睡好这种轻微干扰会挫败性这种为人最基本的欲望呢？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个解释：我们的性欲本来就是可以被轻易熄灭的。人类需要性，但个体的人并不需要。
我们这个时代有各种矛盾的事物，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然而现代生活，尤其是最近的现代生活，却让我们的身体做出了很多危险环境下会自动产生的反应，比如焦虑，不停地审视四周，睡不安稳。在这些情形下，生存愿望战胜了其它欲望。就像埃米莉·纳高斯基多次指出的，没人因为性缺乏而死：“我们可以死于饥饿，死于脱水，甚至死于睡眠缺乏。但从没有人因为没能跟人上床而死。”
今年春季玩具反斗城（Toys R Us，儿童玩具连锁商）公告它关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生育率下降，一些观察家尖酸地说，千禧一代又毁了一样好东西。
社会变迁常常会引发起一种代际悲观。一些人在与我检视了同样数据后写了不少担忧未来的文章，而这些文章也引来一些批评，指责他们制造恐慌。但这些担忧的确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就一家玩具连锁店到底为什么倒闭而争论不休，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出生率十年来一直在下降。
最初，人们把生育率下降怪罪到经济大衰退，而后又说可能是千禧一代的女性推迟生育而非放弃生育。但是很可能有一个更本质的变化正在发生。2017年，美国出生率连续第二年创下历史新低。30多岁女性中的生育率也在下降，而很多人原以为这30到40岁正是千禧一代开始组建家庭的时候。于是尽管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女性人数增加了，2017年出生的婴儿却比2007年少了50万。从2007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内，美国女性平均生育数从2.1下降到1.76，而2.1正是所谓的“替代率”，也就是在没有移民移入的情况下维持人口总量的生育率。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逆转的话，会导致严重的人口结构与财政问题。
另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是孤独和人际疏离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那些所谓的“被单身者”（incels），也就是自称“被动禁欲”的男性们发动的线上仇恨和线下暴力。他们那些无理而可憎的怨恨其实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自我封闭的年轻人是多么容易被各种极端思想蛊惑。类似的状况也包括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而那些成年却未立身的年轻人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推动力：意大利25至34岁的人口中有一半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开始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以为就宏观问题的分析会是文章的重头戏。我很肯定地以为我将会听到很多诸如缺乏经济保障的因素带来的对未来的不安。从更加乐观的角度来讲，我还以为自己会就比如社会环境日益宽松的好处以及通过异于传统夫妻模式而达到幸福生活的路径等其它问题作出更细致深入的探讨。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关注取代了这些预设的重点。
人类特有的性行为是将我们与其它物种区分开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大多数猿类，当然也与大多数动物不一样的是，人类的很多性行为所发生的时间和方式不仅很难而且是不可能受孕的（比如，在怀孕期，绝经期，其它不孕阶段；与同性伴侣；用完全不可能生出小孩的身体部分）。研究人类性演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写道，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几乎不停顿的性行为是非常古怪的。人类祖先和类人猿分道扬镳的三个决定性要素，除了体态和脑容量，就是性行为。”的确，没有人因为性缺乏而死，但在数百万年间性交也与时俱进了：我们性交是因为很有趣，能联络彼此的感情，并且让我们愉悦。
当然完满的性生活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但很多研究都肯定其对幸福生活的帮助作用。性生活不仅与幸福相关，它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益处。毫不意外，性和健康的关系是双向的：你越健康，你的性生活也越好，反之亦然。不幸的是，这个命题的反面也成立。没有性或情侣可能既是忿懑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且，鉴于美国社交组织机构日微，有一个人生伴侣对健康就更重要了。
和经济萧条相似，性萧条的演进过程也可能是不均衡不公平的。那些在各个方面，比如外貌、金钱、心理承受力、社交网络等等已经一帆风顺的人们，也会在寻找爱情、好的性生活以及生儿育女（如果他们如此选择）上有优势。但对那些本来就是泥菩萨过江的人来说，亲密关系也是更加可望而不可求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不少二十多岁的受访者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希望、担忧和抑制点，我有时会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但我也同样时常会因人际交往中令人痛心的变化而吃惊。我并不比他们年长多少，但我却经常感觉自己来自完全不同的时代。
性问题现在看起来更加无解。这个问题的来源不止一个，毕竟世界变化太大太快。将来或许我们会重新思考一些事情：糟糕的性教育，过去是个玩笑，而在色情内容泛滥的当下则是教育的耻辱。我们许多人与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关系失调，危害了和其他人的关系。对少年几乎全方位的“保护”，包括浪漫关系，让他们对成人生活的痛苦和喜悦都缺乏准备。
十月份我快完稿的时候，我又和阿普丽尔交谈了一次。阿普丽尔就是那个从不为人知的处女爱情小说家的故事里寻找慰藉的女生。她告诉我，自从上次和我交谈之后，她在Tinder上遇到一个她非常喜欢的男人。他俩夏天约会了几次，也搞了不少事情。尽管她还是对与另一个人发生情感和肉体的亲密关系很恐惧，她吃惊地发现，她其实很喜欢这些：“我从来没想到我和别人在一起时会这么舒服。比我原来预料的好太多了。”
随着关系的进展，阿普丽尔觉得，为了达到真正的亲密，她应该告诉他自己从来没有做爱过。然而她的坦白没带来好的结果。“我告诉他我是处女。然后他就和我分手了。在坦白之前我觉得最差也不过分手。然后就真的分手了。最差的结局真的发生了。”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之后她的声音变得更沉稳也更坚定了，“不过我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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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凯特·朱利安（Kate Julian）是《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